这个时代，总有一些作品打着“为弱者发声”的旗号查询配资平台，却干着颠倒黑白、挑动对立的勾当。《监狱来的妈妈》就是这样一部典型。它以女权视角“反抗家暴”的包装，包装一起刑事案件，让一个服刑人员摇身一变为国际影后，堂而皇之在银幕上为自己翻案。
这不是文艺创作，这是对司法不公的最大宣扬，是对死者的二次谋杀，更是对共产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叛。
共产主义从来强调保护弱者、追求真理与社会正义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反复指出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全人类的解放，而非某一性别对另一性别的复仇，更加不是对某一个体的诋毁。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，重视事实、重视改造、重视集体和谐，而不是纵容个人情绪化叙事凌驾于法律和真相之上。今天这部电影，却把“保护弱者”扭曲成“女性天然正确、男性天然该死”的身份政治，把婚姻矛盾扩大为性别战争。这不是共产主义，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把戏！
判决书摆在那，事实不容篡改
根据陕西高院的判决书，2009年4月15日晚，赵晓红与丈夫张勃因支床琐事发生争吵厮打最后出了人命。证人证言显示，夫妻平时关系尚可，赵晓红甚至不怎么做家务，每次也是因为家务而争吵。
案发后法院认定自首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五年。判决书中没有任何“长期家暴”的记载，赵晓红本人在上诉时也未主张正当防卫或家暴情节，而是试图辩称过失致人死亡。
这是一起因家庭琐事引发的冲动犯罪，法院定性清晰，程序合法。服刑改造本应让当事人深刻反思错误、回归社会。但《监狱来的妈妈》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把一次故意伤害包装成“长期遭受家暴后奋起反抗”的英雄叙事。赵晓红“本色出演”，宣发中反复强调“反抗家暴入狱”“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”，甚至把案件扩大为“中国北方地区的共性”和“现代中国的生存问题”。死去的张勃彻底失语，只能被钉在“家暴丈夫”的耻辱柱上。
这不是艺术虚构，这是系统性叙事篡改。共产主义者讲求唯物主义，讲求实事求是。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。一部电影能无视判决书、无视证人证言、无视法医鉴定，凭空制造“家暴受害者”人设，这哪里是唯物主义？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，是用主观愿望代替客观事实。
背叛改造，否定教育
我国刑罚的目的不仅是惩罚，更是教育和改造。监狱是改造人的地方，让罪犯认罪悔罪、重新做人。可赵晓红在服刑期间就参与拍摄这部电影（2012年开始筹备，2019年正式拍摄），服刑期满后全力宣发，为自己喊冤。这说明改造失败了。她没有真正接受判决，反而把牢狱生涯包装成“母亲权利被没收”的受害故事，在国际电影节上领奖，在国内卖惨。
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，但我看有些人死不悔改。如果连错误都不承认，还要把犯罪美化为“反抗”，那还谈什么改造？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挑战社会主义法治，挑战人民司法的公平。电影宣发中那些“勇敢的演出”“生命本身”的吹捧，不过是把个人私利凌驾于社会公义之上。某些导演、明星和媒体，借着“女性力量”的旗号，吃着真正家暴受害者的人血馒头，同时绑架了无数普通中国母亲和妻子，把她们拖进性别对立的泥潭。
保护弱者，还是制造对立？
共产主义保护弱者，是为了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，消灭剥削制度，实现共同富裕。它反对的是阶级压迫，而不是简单把男性打成“压迫者”。
在社会主义建设中，稳定和谐的家庭关系至关重要。把每一起家庭纠纷都上升为“男性杀害女性”的叙事，把正常争吵包装成“系统性家暴”，这不是保护妇女儿童，而是撕裂家庭、瓦解社会基础。
现实中，确实存在家暴，需要严厉打击、切实保护受害者。但赵晓红案不是典型家暴案例，用它来代表“女性困境”，本身就是对真正受害者的伤害。
那些温和、善良、坚韧的中国妻子和母亲，她们用劳动和奉献支撑家庭，却被这种极端叙事裹挟，仿佛不站队“反抗”就是“帮凶”。这哪里是解放妇女？这是把妇女推向与丈夫、与家庭、与社会的对立面，最终伤害的还是普通劳动人民。
国际上，这部电影在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获奖，英文名《Her heart beats in its cage》，宣发精准击中西方东方主义想象：一个“东方监狱里的受难女性”在“勇敢反抗”。导演面对外国记者时甚至暗示监狱管理“不需要传统模式”。这不是文化输出，这是投名状——用中国家庭悲剧换取西方道德优越感的认可。共产主义者从来反对崇洋媚外，反对用外国奖项定义中国现实。这种做法，恰恰背叛了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原则。
最后我要说，大同订婚案的男方出狱之后连抖音账号都封了，而堂而皇之杀人的所谓“影后”还能走红毯！
公平何在！这里，真的是新中国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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